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街头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王耀军，无暂住证，只好被送进收容所。登记姓名时，他写下“王耀军”三个字，警察瞬间停笔，惊问：“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？”一个流浪汉，为何能让警察如此敬重？
1945年河南杞县的风沙，像把钝刀子，日夜打磨着石店村这间漏风的土坯房。
王耀军就降生在这间屋里，屋顶的茅草稀得能漏下星光。
爹娘是地里刨食的庄稼汉，全家挤在两张吱呀作响的破床板上，锅里的稀粥能照见人影。
可这娃像是被文曲星踩了脚印，三岁能背整本《三字经》，七岁握笔写的字，比村里私塾先生的还周正有力。
乡亲们蹲在墙根下嚼舌根，喷着旱烟说老王家祖坟冒了青烟，这娃将来怕是要骑高头大马，当个大官。
1950年代末，王耀军成了杞县中学的一块活招牌。
每天天还泛着鱼肚白，他就揣着冻得硬邦邦的冰碴窝头往县城跑。
三十里沙土路，他的脚印踩得比钟表还准。
到了寒冬腊月，家里穷得点不起灯油，他就借着窗外冷冽的月光啃课本，手指冻得握不住笔，就凑到嘴边哈一口热气暖一暖。
1960年那场全县统考，他交卷时，监考老师盯着那篇锦绣文章直嘀咕，这作文写得比报纸上的社论还漂亮周正。
放榜那天，红纸黑字的头名赫然写着王耀军三个大字，整个杞县都为之震动。
可那张改变命运的通知书，像是被野狗叼走了似的，再没了踪影。
王耀军穿着露着脚趾的布鞋，跑烂了鞋底，跑遍了教育局和招生办，每次都得到冷冰冰的一句再等等。
直到有个喝醉了的干事漏了嘴，说县里某位领导的侄子顶了他的名额。
那天他蹲在教育局门口冰冷的石狮子旁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渗出血珠混着泥沙。
回家不到半年，盼儿成龙的老爹一口气没上来，吐血身亡，咽气前还死死攥着他的手，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愧疚与对不住。
顶替事件像根生锈的铁钉，狠狠把王耀军的人生钉死在了田埂上。
他白天闷头插秧，汗水滴进泥土里，夜里就着微弱的煤油灯抄写古诗。
后来公社招刷标语的临时工，他二话不说拎起石灰桶走村串乡。
某天给一处废弃磨坊刷标语时，积压了多年的情绪像火山一样喷发，他突然扔掉刷子，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墙上狂草了四句。
一个过路货郎偶然看见墙上那力透纸背的字迹，惊得扁担脱手掉进了沟里。
从此，杞县的砖墙成了他宣泄的稿纸，电线杆成了他免费的报刊亭。
王耀军的装备寒酸得让人发笑。
豁了口的破木桶装着刺鼻的石灰水，分叉的旧扫帚绑上几圈棕绳就成了他的狼毫大笔。
有回在圉镇中学墙外写《劝学篇》，校长隔着窗户看他挥臂如剑，石灰浆溅满了补丁摞补丁的裤脚。
学生们扒着墙头偷看，他笔锋一转，写下“子嫌父低人一等，父怕儿学不如人”，操场上看热闹的家长们羞得满脸通红，低头匆匆离去。
这些大白话诗像长了脚，从杞县窜到开封，连跑长途的拉煤货车司机都能在歇脚时背上几句。
1992年北京收容所的值班室里，警察捏着登记表发了好一会儿愣。
眼前这流浪汉棉袄露着黑乎乎的棉絮，指甲缝里塞满了洗不净的石灰渍，可那栏“王耀军”三个字写得铁画银钩，气势非凡。
值班民警忽然一拍大腿蹦起来，这不就是报纸上登过的那个河南墙头诗王吗？
全所警察呼啦一下围过来，不是要盘问，而是要签名。
他也不推辞，随手在登记簿上题了“大鹏锁囚笼，有翅难飞腾”。
所长看完当场拍板放人，还往他破口袋里塞了两张热乎的烙饼当盘缠。
这疯子诗人活得比庙堂上的清官还硬气。
靠卖字攒下的几个铜板全捐给了失学儿童，捡废品换来的钢镚全用来给抗日名将吉鸿昌塑像立碑。
1995年抗战纪念日，他扛着自制的吉鸿昌画像在县城游街，白石灰画的将军像在烈日下泛着青光，威严不减。
2008年汶川地震，人们看见他佝偻着背，蹲在邮局柜台前，颤抖着手往灾区寄存款，汇款单金额栏上写着“伍佰元整”，那是他攒了三年预备养老送终的棺材本。
2012年，王耀军孤零零地死在石店村那间老屋里。
发小李济民帮忙收拾遗物时，在他破旧的炕席底下翻出了两千多首诗稿。
这些文字写在皱巴巴的烟盒纸上、化肥袋上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六十载民间疾苦。
2014年出版的《墙上诗人》诗集扉页上，印着一句看似疯癫实则透彻的话：“俺的笔迹会烂在墙上，可老百姓的苦日子不会烂。”
如今，杞县乡间的老墙皮一片片剥落。
某段残垣上隐约还能见到“拾柴娃叹书声远”的残句，几个晒太阳的老人指着那模糊的白字，自豪地说那是王疯子的手笔。
当年那个顶替他上大学的人，退休后住在县城的教师公寓里，有回在老家看见墙上的诗，吓得连夜找人把自家外墙粉刷得雪白。
石灰写的字终究会被风雨风化，但那些戳破时代隐痛的句子，早就在老百姓的口耳之间生了根，成了不朽的传说。
（《“墙上诗人”王耀军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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